中山大学-康乐园

标题: 中山大学教授朱健刚: 我的理想是做个好公民 [打印本页]

作者: 青橄榄网络 时间: 2016-4-21 11:18
标题: 中山大学教授朱健刚: 我的理想是做个好公民
十余年里，他最早探索、践行社区公益，从人类学的视角，为寻找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打开了一个空间。

朱健刚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
撰文：李珍摄影：池文添
来源：《中国慈善家》3月刊，原文标题《朱健刚：面孔模糊的行动者》

阴历2015年的最后一天，朱健刚在朋友圈写道：这是广州一年中我最喜欢的时候，安静、祥和、人少，独坐夕阳里，已忘心何处。两张配图，一张是人影稀少、难得清静的临江大道，一张是夕阳下泛着金光的小蛮腰。

这位辗转北京、上海，最后落脚广州的公益学者，在这里已是第十四个年头。

到现在朱健刚还记得，2002年决心到广州，出发前，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的老师电话中跟他说：“快来广州吧，这里大有可为。这里离北京远，离香港近。”

朱健刚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他的教学、科研和公益实践相通，从人类学的视角，践行社区公益，为寻找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打开了一个空间。

非常苦，但是高大上
1991年，朱健刚在北大攻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便对基层社会产生兴趣：国家权力怎么到地方的基层社会？被保送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研究生后，他开始研究社区，并接触到人类学，“我们这一代受费老（费孝通）的影响比较深，认为解释中国，西方的理论是完全不够的，而要去了解在基层社区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朱健刚看来，人类学是一门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学科，有独特的社会文化视角，又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他为其深深吸引，大量阅读相关书籍，甚至在看了周大鸣教授的《都市人类学》之后，直奔中山大学向其请教。周教授对他说：“那你可以读人类学呀！”这句话点醒了他。

1998年，朱健刚放弃任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读博，深入学习人类学这门学科。

“如果你比较关心人性、关心人的方向、从整个人类的视角关心人的命运，那么就会需要一个整体主义的学科来理解这些事情，⋯⋯世界上有人类学这一门学科，非常苦，但是高大上。”现在，朱健刚常跟学生这样解释人类学。

香港，有着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应的基层社区的运行和大陆也有所不同，这让朱健刚觉得新鲜。读博的四年里，他经常参加朋友举行的社区工作坊，走进九龙半岛的“贫民窟”，“那真的是一间房子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我到上海去研究这个，就能理解了，是正常的一个社区。”

不同的学科背景和教育背景，给了朱健刚丰富的见识和看问题的独特视角。他常说，政治学帮助他建立一种价值观，去认识社会、理解个人的处境；而人类学让他注重人的情感因素，“尝试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中国当下的一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2016年3月刊封面

太超前了
社区，是朱健刚公益之路的发端。

最初的社区考察，朱健刚是以政治学的视角、以公共管理的姿态进入的。1990年代，城市里贫困、健康、环境、流动人口等问题已相当严重，朱健刚在上海闸北的一个面临拆迁的社区—平民村待了一年时间，发现凭借强硬的制度规范和经济援助，根本不能解决社区的这些问题。

他在平民村遇到了一群志愿者—复旦大学法律系学生，他们来到这里为下岗工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这都是瞎扯的事情，怎么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不正义？”朱健刚对此很是不屑。但是学生们的执着令他好奇，他决定参与其中去看个究竟。结果，他被感动了。“虽然整个大局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这些下岗工人、农民工的生活，因为志愿者的介入、帮助，开始发生一些好的变化。”他感慨，“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柔软、温暖的力量。”

朱健刚决定成立专门的社会组织。2000年，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成立，为社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法律、环保、教育等志愿服务。但是，没有资金，没有名人代言，“热爱家园”在注册时碰了壁，只能以“不合法”的身份开展活动。

这一时期，见证了社会组织发展困难尤其是能力建设不足带来的困境，2002年8月，朱健刚和几位朋友以企业形式注册了“绿根力量”，明确地把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作为机构目标，为民间志愿者组织提供评估、培训、咨询和网络建设服务。

这些动静引起了政府的注意。2004年夏天，上海团市委领导到平民村视察工作，询问这群年轻人有什么困难，注册问题伺机被抛出。此后，“热爱家园”名正言顺得以注册。

“太超前了！”朱健刚评价这些行动，“当时没人太了解这个，即便在上海，公益组织都是个新鲜概念，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的，更别谈NGO、NPO了。甚至有好心人告诉我，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不能搞组织的。不过好在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并不强调这些概念，就是想做点实事。”

循着这一脉络，朱健刚了解到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部门，他的研究也从社区转入社会组织。他发现，中国最有可能变化的，绝对不在精英阶层，而在底层的地方，“那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权力是真空的，民间的力量更好发挥”，NGO的参与，为其培育了更多的积极公民。

“热爱家园”运行至今，已成为上海最大的民间志愿组织之一，其经验被广为传播。关于这一场上海实验，朱健刚在《国与家之间》这本书里，有更考究的阐述：在里弄邻里中，各类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推动了公共空间的生产，它们构成了邻里中的基层参与网络、居民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普遍互惠的规范。

行动的力量
上学期间，朱健刚经常参加一些沙龙，但是他发现，大多都是空谈，“中国往何处去，都特别能分析，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讲完之后大家就洗洗睡了，第二天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这给朱健刚带来很大的刺激，落到实处的行动，是他更乐见的。

灯塔计划是广州一个面向农村教育的民间义工组织，2001年3月，朱健刚在报纸上看到其相关新闻，并不看好，“不就是大学生到农村里面泡一泡！”第二年，他抱着“垦荒”的心态到广州就职，从报纸上再次看到这个组织的消息，“它居然还在，”他非常惊讶，“这一群年轻人了不得”，由此更深切的感受到NGO在民间的力量。

“乱哄哄的”，2000年代的广州给外界这样的印象。朱健刚想起一位志愿者朋友说的话：既然已经很糟了，那就没有比这更糟的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起点上做些什么。

在广州，朱健刚看到，工人联合起来维权，社区居民取消物业管理实行自治—诸如此类的行动，让他意识到，“如果一个组织能够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从底层打拼起来，并在没有合法注册的情况下，做得如此生机勃勃，那就是高手。”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动力。而在民间，他看到了这种动力，而且这种力量是无穷的。

但他也遗憾地看到有很多民间组织在夭折，“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团结社区的人，他可能成为一个‘烈士’。但是‘烈士’基本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尤其在1989年之后。”

朱健刚希望能从背后对民间组织予以支撑，“给那些努力改变社区的人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力量。不只是钱，更要提升他们的能力，建立网络，形成一个团队，甚至还要帮他们注册成组织。”在他看来，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我们就干这些事。”

2004年，朱健刚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同时筹办了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2006年，中心挂靠人类学系，更名为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注：ICS后来脱离了中山大学，并更名为广州恭明社会组织支持中心），ICS是一个NGO的支持网络。朱健刚认为，中国的草根NGO发展面临着法律、人力、资金、信任、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他希望ICS能够成为“中国NGO的黄埔军校”。

基金支持是第一位的。2006年12月，ICS发放了首批“千里马”基金，4位“社会创新家”每人每年获得大约2.4万元的工作补贴。中心还向受制于行政经费短缺的草根组织发放“种子”基金，另一些组织则通过“过桥”基金，得以安然度过新、旧项目之间，或者项目意外中断形成的空档期。这些不同功能的基金，都是ICS 2006年7月创立的“和谐”基金的组成部分。“和谐”之名，源于中心力图倡导的价值观：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公民参与和社会公正之上。

初始，基金总体规模不大，每年只有30-50万的资助，但这种资助模式在当时很稀缺，加之切中了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关键需求，在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9年9月，作为资助型基金会的“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是圈内仅有的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基金会，朱健刚任副理事长。

千禾的“社区”，并非指一个具体的居民小区，“社区对千禾而言，富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社区代表一种地域，代表千禾建基于珠三角地区，着力于推动这一地区的公益创新与社会建设；其次，社区代表一种价值，千禾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资金资助的数额，而更在于千禾资助所带来的社区实实在在的改变，带动公民的根的生长；第三，社区代表一种工作手法，即‘以社区为本’的工作手法，千禾强调支持社区中的公益组织和个人，和他们一起以创新的方式回应社区需求、构建社区信任、增进社区福祉、解决社区问题。”在《民间千禾的社区之路》一文中，朱健刚写道。

千禾基金会的尝试，引起了政府对社区基金的兴趣，企业也有了投资社区基金的激情。仅2014年，在深圳特区政府之力的推动下，就有7个试点社区基金会成立。房地产界也开始在重庆、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开创“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居民自治、各司其职”的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模式。

在进行社区社会组织的资助中，朱健刚发现，在社区中永远不缺有情怀、想做事的人，缺的是能把事做好的人。在他的领导下，黄埔公益领导力协力营于2009年进行了第一届学员招募，对一批扎根社区的草根NGO的领导人进行领导力培训，“我们认为，这批服务于基层社区的公益组织的领导人，他们的成长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良性转型意义重大。”

从城市社区出发，研究NGO组织，进而研究公益慈善事业和它的转型，朱健刚十多年来在公益界开创性的探索，越来越为公益界所认可。此后，正荣基金会、敦和基金会等资助型基金会，以及银杏伙伴计划、机构伙伴景行计划等公益组织能力建设项目相继出现。

朱健刚说，自己走到哪儿都像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但自己只是在做实事，“十五年前搞社会服务，人家认为你不务正业，现在公益慈善、社会组织被学界和社会认可，《慈善法（草案）》也已出台，主不主流不知道，至少它变成了正业。”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相比十年前，当下的公益慈善领域是一片蓝海，朱健刚则对众声喧哗之下的公益江湖冷眼旁观：放开是相对于以前而言，现在更关键的问题，一是对国际组织不但没有开放，甚至将会管得更严；二是对于维权、倡导类的组织，过于防范；三是政府一窝蜂地搞运动式的购买服务，将会产生更多的寻租行为，“多少NGO在购买服务下，纷纷脱下自己的伪装，跟着风走了。”

“但我总体上是乐观的，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朱健刚说，“虽然实际上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行动者，行动者就是要看到希望。”

朱健刚在中山大学开设的“公民、社会与发展”课程，是学校热门的公选课之一。一位听过他课的大二学生在博客中写道：一门好的课，能够影响人的价值选择，甚至一生的命运⋯⋯

周如南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副院长。他说：“我是受朱老师的影响，才走上公益的道路的。”

高考被调剂到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周如南，大二暑假参加了朱健刚发起的田野调查，自此投入其中，并在朱健刚的影响下更多地关照到民间公益领域。博士毕业后，他也走上了中山大学公民课的讲台，同时以公益人的身份投入到NGO的传播和培训中。

朱健刚自认，他不是自由主义斗士，更不是什么青年领袖、雷锋式的人物，他跟传统的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是行动派的学者。“我就是想做点实事，证明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好的事情是值得去做的，而这些事情又能够带来改变。不是说改变中国，那太大了，就是给社区、给社区人的生活带来改变。而别人都还不知道怎么搞，我常常会为此觉得暗爽。”

但是，他也不免怅然。“在转型的时代，行动者的面孔都是模糊的，尤其在现在的敏感时期，我们要变得更加模糊才行。”

朱健刚说，以前自己从来没刻意考虑过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直做事，最近开始想要做个好人。“这个太重要了，卢德之说，他要做个有尊严的中国公民，我的理想，就是做个好公民。”

对话朱健刚：社会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中国慈善家》：2002年，初到广州时是什么样的情形？抱有怎样的期待？
朱健刚：我对于那里没有什么想象，因为学人类学的缘故，到了一个地方，不是带着什么期待去的，我们要去理解它，认识、感知这个地方的各种东西。我有时候被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到哪儿我都能看到乐观的因素。

广州那会儿乱哄哄的，治安也不好。大街上抢项链的、砍手的都有，所有人都害怕广州。但事实上广州我觉得还是有它特别的地方，第一很有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是当地自成一体，有它很多自己独特的风俗、节日，像广州吃饭、喝茶很特别，也有自己的语言，很丰富，有很强的地方文化特点。第二我感觉广州人比较开放，敢为人先，务实，更重要的是，那时候还谈不上公民社会，但是你会看到有《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有各种各样的创举，这个就很厉害，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机制。

《中国慈善家》：那时的民间组织发展受到各种限制，可以说环境相当不好，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其中？
朱健刚：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最大问题是没有动力。

我认为改革的困境就是，改革者已经享受到改革的利益，他已经不想再往前走，那落实者也没有什么力量去推动转变。我觉得如果要寻找这种力量，可能是来自社会中间阶层的人，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结社，形成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通过公益慈善来让公众参与；另一方面，他有很多方法可以自我组织；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我训练，自我培养，形成公民意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过程。

《中国慈善家》：在基层社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转型的力量，这种力量渴望改变，但是真正的改变又很难发生。是什么导致这个局面的出现？
朱健刚：经济发展极快，但是社会结构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不只是经济，它会带来文化的变化，很多人观念变了，社会越来越多元，利益开始多元化，贫富分化开始加剧。贫富也不只是钱多少的问题，钱多的人观念变了，钱少的人观念也变了，社会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或者说没有一个阀门去解除这些焦虑，所以没有谁是没有压力、没有焦虑的，而且风险也在急剧增加。高风险社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个是关键。

《中国慈善家》：在社区进行实验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朱健刚：我们最重要的是资助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参与到社区中去，一开始参与服务，后来参与社区的人力建设，然后慢慢参与到治理。

它的核心理论非常简单，就是支持社区里面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让社会组织培养出一批人，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解决社区问题。这个支持我们称之为“社区资助+”的模式，就是一方面给钱，另一方面我们也给出它需要配套的人力建设、行动研究、学习网络等等，是这样来做的。核心是找到人，产生一批人出来。

《中国慈善家》：你在社区进行的很多实验都是超前的，但是好像并没有动用一些宣传力量？
朱健刚：准确地讲我们也没有宣传的力量，传播能力不行。广东人的风格就是“多做，少说，做了也不说”。更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太超前了，所以，低调，是我们的基本策略。我们也总结过，很多组织能够活下去，就在于低调。今天这个形势是很难捉摸的。

《中国慈善家》：从最开始你就不是只居于象牙塔的教授，跟社会接触比较多，你怎样看待这一点对于学者的意义？
朱健刚：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接触社会，看你干啥。如果研究引力波，接触社会干啥？地球在你的世界里面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并不主张学者非要接触社会不可。但是人类学属于社会学，做人类学的研究，得接触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需要有意义，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社会学不接触社会，你咋研究？

《中国慈善家》：《行动的力量》一书中，收录了对八个民间志愿组织的个案研究，从你的角度，介绍一下这本书。
朱健刚：其实我是不爱写书的人，只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教授留下这个项目，没赶完，就撸到我这儿，那我就说把我采访的故事，合成一个集，记录这些志愿组织真实的故事。它可以看成一种行动研究，是我们对参与的这些事的反思。

书出版了很多年之后，还有一些NGO拿来用，阅读、反思，因为里面讲了很多问题、困难，所以可能还有点实际作用。

我其中最关心的是一个实践逻辑的问题。人们跟你说他的逻辑，和他实践中实际做的那个逻辑不完全一致，他在实际中的逻辑往往是矛盾的、不太能够自圆其说的、模糊的，甚至也不太关注这些矛盾地方的逻辑。我想展示这个过程。

（志愿者）又不得钱、又不得权，干什么呀？你在追求什么？这也是你问我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说，追问这个意义，本身就有意义。

《中国慈善家》：2010年前后，你们帮助了很多NGO组织进行注册，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行动？
朱健刚：其实就是有人来找你，你帮他出主意，因为政府也不了解到底哪些组织是值得信任的，另一方面公益组织也不是很敢找政府，也不知道该找谁，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帮助介绍。也是赶上一个好时候，所以很多长期注册不了的组织，比如灯塔计划，不但注册了，还成了广州市先进集体。其实2009年对社会组织的注册就已经开放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没当真。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是有这个政策敏感性的，能看到这个问题？
朱健刚：对，这就是研究的作用。我本身是个学者，是一个教书和做研究的人，只不过就是说我愿意用研究和教书来支持这种实践。

《中国慈善家》：虽然你不认可自己是青年领袖这种说法，但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区实践方面，你都是被青年人包围的，这对于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朱健刚：事实上并没有被包围，而是很多年轻人已经把我抛弃了。我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年轻人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在带领我们前进，这是真实的。你看一下广东，一个年轻人，可以让一个市长跟着去骑自行车，主张修绿道。很厉害的，我能干得了这事吗？我干不了。

所以这个世界，互联网带来的不是一个技术，而是一个生态。生态变了，而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这个生态。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作用，毕竟年龄大了，你接触的人、在社会上积累的一些社会资本，比他们多一点，他们需要的时候，你支持就可以了。有时候帮他们分析分析，提供一点意见，但是归根到底，他们在领导着我们。

本文选自《中国慈善家》2016年3月刊封面《益·士》
本文选自《中国慈善家》2016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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