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园建设的典范——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规划建设

xiaoyao0126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园建设的典范——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规划建设
郑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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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ypical Campu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University in Modern times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hipai Campu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郑力鹏
Zheng Lipeng
摘　要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人规划建设的一所中国式的高校山水校园。对该校的历史概况和石牌校园的规划建设作了简要介绍，对校园规划建设的特点作了初步分析，旨在弘扬前辈们可贵的创造性实践，并为我国当前高校新校区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校园规划　教育建筑　近代建筑
ABSTRACT　Shipai Campu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planed and constructed by Chinese during 20-30's of last century. This paper gives the brief account of this university an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its sipai campus， analysis the specialities of its planning and design，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s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ampuses in today's China.
KEY WORDS　planning of campus，architecture of education，modern times architecture
中图分类号　TU984.1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0-3959（2004）06-00-00
　　国立中山大学是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等院校的前身，原名广东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的。1932～1937年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在广州石牌地区规划建设了国立中山大学新校园，成为我国近代一所由中国人规划建设的、中国式的高校山水校园，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建筑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2002年广州市政府公布其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受广州市文化局委托，我们对国立中大石牌校园建筑的历史、现状与保护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藉此，简要介绍国立中山大学的历史概况及其石牌校园的规划建设情况，分析研究该校园规划建设的几个特点。
　　一　国立中山大学的历史概况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以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创办一武一文两所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和国立广东大学。陆军军官学校即后来骚声中外的“黄埔军校”，而国立广东大学主要由当时广东的三所高校组建而成，是我国华南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多学科大学。为了谋求学校的长远发展，孙中山先生在建校之初就确定以广州东郊的石牌地区作为学校的新校址。国立广东大学在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以下简称国立中大），很快发展成为学科较齐全、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冯友兰、利寅、丁颖等著名学者先后到校任教，毛泽东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期间，也曾应聘为该校附属中学的兼职教员。
　　为了适应学校的发展，1932～1937年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规划建设了石牌新校园，国立中大除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外，全部迁入新校舍。1938年新校园的建设因日军侵华而中断，但此时校园已基本建成，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善、建筑之宏伟，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在此期间，学校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设有8个学院（包括研究院）、31个系及一批附属机构，成为当时国内名列前茅的国立大学，在国外也颇有影响●[1]。
　　日军侵占广州期间，将校园作为驻军司令部，校园建筑及教学设备受到破坏。战后，国立中大几经调整、扩充，曾取得一批令人瞩目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师生们发扬“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传统，使国立中大成为广州民主运动的中心。1949年10月广州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山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国立中大的文理、工程、农学、医学等院系，与中南地区其他高校相关院系合并，组成多所新的高校，其中以文理为主的中山大学迁往广州康乐园原岭南大学校址，中山医学院留在东山原址（后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现与中山大学合并），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等仍在石牌原校址。
　　二　国立中大石牌校园的规划建设
　　国立广东大学创办初期，原有校舍“类多颓废，且散布市区，修学既不适宜，发展尤多阻碍。当大学创办之初，总理命邹鲁校长觅定石牌为建筑新校之区，因该地虽处近郊，不特风景清幽，即范围亦甚廖廓，若加以合理之设计，则藏修息游，嘉惠学子不浅”●[2]。


　　1927～1930年戴季陶任校长期间，即着手建校计划，蒋介石、古应芬、宋子文、孙科、陈铭枢等亦参与筹建。先后聘请吕彦直建筑师和德籍海克教授作过校园规划，均未被采用。后与建筑师杨锡宗拟定了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校园规划（图1），“其底案乃就周代辟雍之制度而扩大之”●[3]。辟雍是古代帝王行礼乐、宣教化的地方。《史记·封禅书》载：“水外四周圆如辟雍，盖以节观者也。”《白虎通》：“天子立辟雍，行礼乐、宣教化。辟者像壁，圆法天；雍之以水，像教化流行。”辟雍的平面似壁，周围是圆形的水面或环状水渠。国立中大石牌校园的中轴线北端，设环形道路模仿辟雍，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石牌校园的建筑，戴季陶认为以坚固实用为主，首先要兴建大礼堂、图书馆及博物馆，大礼堂能供几百年的保存，供几百年的使用，甚至可供一千年的使用。惟这200万元不敷上列三座大建筑物，因此以图书馆列为优先兴建●[3]。为使建校计划得以实施，戴季陶多方设法筹集资金，但至1930年他离任时，国民党中常会议已经通过之款项终未能拨付，新校建设延至1932年邹鲁再次任校长后才开始。
　　1932年，广东的社会经济有了起色，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陈济棠也是个热衷于办教育的人，他强调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是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他提出高校的学科建设要大力扩充农、矿、工、商等科●[4]。当时国立中大特别强调农学，并增设了工学、理学、矿产等学科。在陈济棠等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邹鲁再次任国立中大校长后，竭力筹措建校资金，谋划、督办建筑工程，使大规模的建校工程得以实施。

　　校园规划在原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全校建筑物之位置，礼堂居中，左为文学院，右为法学院，礼堂正北为农学院，其东南为理学院，西南为工学院，礼堂之南则总理铜像巍然在目。像东为图书馆，西为博物院，礼堂东南高峰为天文台，台西南则为大门，门之左为稻作场。礼堂之西北隅，湖光潋滟，湖之东为女生宿舍，湖之西南为蚕学馆、调桑室，男生宿舍则居礼堂东北隅，据数平冈，错若置棋。教职员宿舍则聚处图书馆东南隅，运动场、游泳场则散居各处。凡之计划，使各学院自成一区，分途发展而不相妨焉。以言夫形势，则白云山环其侧，珠江绕其前。校内冈峦起伏，池沼荡漾”。●[5]







　　建校计划分为三期，每期两年。第一期工程的规划设计者主要是杨锡宗，第二期主要为林克明，第三期主要为余清江，校长邹鲁等具体参与了规划设计的全过程，对规划设计起了主导作用。

　　第一期工程于1933年3月动工，资金来自中央财政拨款、粤海关盈余、广东附加舶来品及肥田料捐（每年约80万元）以及国内外捐款，至1933年4月初，捐款数达30万元，占工程费的15%●[3]。1934年9月第一期工程提前完成，先后竣工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计有20余座，道路35 km。农、工、理三个学院于秋季迁入新校●[5]。
　　1934年10月，第二期工程启动，但资金筹集出现严重困难。当时兼任校董会董事的陈济棠，下令广东军政人员捐薪一个月，并向银行借款，使第二期工程得以在1935年10月竣工，全校除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外，均迁入新校舍。1936年开始的第三期工程，由于积欠各建筑公司款项过巨，工程速度放缓。至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前，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初步完成了校园建设计划，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图2）。遗憾的是由于日军侵华，新校园中最为宏伟的大礼堂、农学院、博物馆等重要建筑未及兴建，图书馆则刚开始施工。日军投降后，又因内战，终未能按计划完成。
　　我们经过查阅文献、勘查现场和访问老校友，基本上查明1932～1949年期间，在原国立中大石牌校园，曾先后建造了各类建筑和主要构筑物182座（处），主要分布在校园中心区，其中教学科研建筑57座、教职工住宅宿舍64座、学生宿舍20座、服务设施21座（处）、其他建筑物和构筑物21座（处），另有大礼堂、农学院、博物馆等15座已规划的建筑未及建造。

利寅楼

农场主任室
　　国立中大石牌校园的建设迄今已70余年，校园中心区周边先后兴建了数10家科研院所、大中专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居住小区和市政设施。在校园的南面先后建设了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使这里成为今天广州市的科教文化区。原国立中大石牌校园中心区，现划分为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加建了大量建筑物，原有纵贯南北的中轴线被截为两段。大体呈东西向环状分布的水塘群，部分已被填埋并建造了居住小区，原校园的总体规划布局和景观风貌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但是校园中心区的主要建筑群、水系、道路等基本保留，风貌尚存。经现场勘查核实，现存原国立中大石牌校园的建筑和主要构筑物，计有69座（处），其中教学科研建筑18座、教职工住宅宿舍21座、学生宿舍12座、服务设施5座（处）、其他建筑物和构筑物13座（处）。虽然保存的数量仅占原有总数的37.7%，但包含了各类主要建筑和校园的精华部分（图3）。
　　三　对校园规划建设特点的初步分析
　　国立中大石牌校园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国人自己规划、设计和建设的高校校园，在选址、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　选址郊外荒山，谋求长远发展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已有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大学10余所，其“学园”式的校园规划，对中国近代高校校园的规划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学园”式的校园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世纪，西方著名的学者往往有户外讲学的园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办的学校Akademeia就设在园林中，称为“学园”，影响所及，后来的欧洲高等学府都有优美宁静的校园●[6]。广州的岭南大学原为一所教会学校，1923年底孙中山先生到该校发表演讲时，对其“规模宏大，条理整齐，教育良善”感触甚大，提出“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1]。一个月后，他就先后下令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和国立广东大学，随后又确定将广州东郊的石牌作为国立广东大学的新校址。
　　主持石牌校园建设的校长邹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任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具有财经管理的经验，又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乐群中学和潮嘉师范学校。1923年任国立广东师范学校校长，他为此辞去广东财政厅厅长职务以“专心办学”。1924年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时，任命他为筹备处主任，后任校长。1928年他环游世界，考察了29个国家及其高等教育和校园建设，这对国立中大的办学和石牌校园的规划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石牌校园初步建成后，他将石牌校园与国外著名大学作了比较：“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7]
　　国立中大石牌校园选址在广州白云山以东的丘陵地带，校园中心区距广州市中心约10 km，其南面就是我国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平原。清末，这里是大败法国侵略军的刘永福黑旗军驻地，原为一片荒山，后作为农学院第二农场，面积约180 hm●2。1928年广州市政府又拨给相邻荒地约400 hm●2，作为国立中大新校区的一部分，至1936年校区扩大到806.7 hm●2●[8]。于此建校可不占农田、投资少，且范围辽阔，为学校的建设和长远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至70年后的今天仍有可供建设的用地。
　　新校园选址不仅为办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营造良好的学风还产生了出乎意料的作用。校舍在老城区时，部分师生不务正业兼职赚钱的风气颇盛，学生逃课、穿着木屐上茶楼、下馆子的现象屡见不鲜。迁入新校园之初，师生们虽觉得环境优美、建筑宏伟宽敞，但远离老城区，兼职赚钱、上茶楼、下馆子远不如过去方便，一时怨声载道。但大家很快便发现，兼职赚钱、逃课和吃喝玩乐的现象少了，学风有了明显的好转，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密切了●[9]。
　　2　校园规划具有鲜明的思想性，营造中国式的大学校园
　　国立中山大学是华南第一所由国人创办的综合性大学，1932年初石牌校园开始建设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之时。校园规划因此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营造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的大学校园。
　　如图2所示，校园中心区贯以南北中轴，农学院居中轴线北端首要位置，体现中国“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其他学院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置，文学院和理学院居东，法学院和工学院在西，体现“左文右武”的传统礼制制度；男宿舍居东，女宿舍在西，体现“男左女右”的传统伦理秩序（按：中国古代是按照观察者面向南方时的情况来界定所谓左右的，左为东、右为西）。大礼堂居中，图书馆与博物院分列左右，实验农场与实验林场分布在校园中心区的左右两侧。
　　将竣工的建筑与1930年原规划模型照片比较，各主要建筑的形式都有明显的变化，主要建筑皆改用中国固有建筑形式，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校园各片区、山峦、池沼和道路，按其相对方位，以中国省份、名山、大湖之名命名之，“使入本校者，悠然生爱国之心，即毅然负兴国之责”●[7]，激发师生的爱国热忱。在校园内，由师生等集资建造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物，如刘义亭、启新亭、日晷等，纪念先贤和师生在建校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勉励后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
　　3　利用山水之胜，造就山水校园
　　石牌校园原为丘陵荒山，几乎所有建设用地都要通过削峰填谷才能得到，建设的难度很大。若不注重因地制宜，则不单有违山水之胜，还将因耗费过巨而无法实现。1930年的规划（图1）虽然注意利用山水之胜，但钟形的平面图式和大量次要建筑按几何图案排列，与实际地形不相适合。在实施的过程中，不仅取消了钟形平面的路网，而且屡次调整了建筑的组合布局以适应地形。校园建筑“据数平冈，错若置棋”，用建筑和道路组织山岗，形成南北走向的左中右三条地形轴线——“山系”。在校园中心的高地上建大礼堂，借地形增加其气势以统领全局。在中轴线北端建设体量宏大的农学院，作为中轴线的结束并弥补其北面地势低洼之不足（惜因日军侵华，两建筑未能建成）。对难以填平的谷地，筑堤蓄水成池，一连串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水池，形成东西走向的“水系”。由此，将原来的一片丘陵荒山，建设成“冈峦起伏，池沼荡漾”的山水校园（图4，5）●[10]。
　　4　强调民族传统复兴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
　　校园的主要规划设计者多为留洋回国的中国建筑师，其中杨锡宗留学美国，曾获得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第三名；林克明留学法国，曾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工程顾问，是广州市图书馆和广州市政府合署办公楼的中标者和设计人。他们在复兴传统建筑的同时，汲取西方现代建筑设计理念、采用西方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探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以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功能的需要。
　　国立中大石牌校园的规划建设，在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同时，也注意向西方学习，校园按功能分区，以学院为组团布置，适应“学院制”的办学模式，“各学院自成一区，分途发展而不相妨”。主要建筑采用中国固有建筑形式，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他建筑的形式和装饰比较简洁，或为西方现代式建筑，有主有次，融中西不同风格之建筑于一校之中。各建筑的设计注重功能合理、经济实用，普遍采用混凝土框架结构、钢屋架或混凝土平屋顶、钢窗等当时西方先进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堪称民族传统复兴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融合发展的杰出代表（图6，7）。
　　5　体现“使向来消费之教育，化为生产之教育”的办学思想
　　国立中大石牌校园除了校园中心区外，大部分用地作为农场、林场，大力种植经济作物。按照校长邹鲁“使向来消费之教育，化为生产之教育”的办学思想，这样“不特可增河山之美丽，而资全校师生之修养，亦有足多焉。预计五年后，有收益者可得五十万株，每年每株以一元计，则年可得五十万元。十年后，三百万株皆有收益，每年每株以一元计，则年可得三百余万元，畜牧园艺，尚与焉。……此后理、工、农、医各科，亦将分门规划”●[5]。此外，在白云山林场修建松风亭、水月阁、白云楼（今明珠楼）等，使之成为森林公园，是今广州白云山风景区之始。医学院一直都设在老城区原址，没有迁入石牌校园，也是为了方便收治患者，增加收入。
　　我国当代高校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出现选择新校址、建设新校园的高潮，这种情况与当年的国立中大十分相似。国立中大石牌校园选址之远见卓识、校园规划之有思想性、校园建设之因地制宜、校园建筑对继承传统和现代化相结合的探索，以及校长邹鲁经营校园的“生意经”等等，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参加调查测绘和保护研究工作的还有本系师生郭祥、赵建华、陈静敏等96人。赵建华、陈静敏等协助完成本文附图的加工制作，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黄义祥编. 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2]国立中山大学编. 国立中山大学现状.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8.
[3]黄福庆.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49）.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8（56）：19～30
[4]肖自力. 陈济棠.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5]张掖编. 国立中山大学成立十周年新校落成纪念册. 广州： 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34.
[6]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7]邹鲁. 回顾录. 出版地不详：独立出版社，1946.
[8]华南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 华南农业大学校史（1909～1999）.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
[9]黄仕忠编. 老中大的故事.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10]国立中大校友会编. 邹鲁全集（一）. 台北：国立中大校友会编印，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