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说｜深度报道：被圈养的校园媒体（中）

青橄榄网络

编者按：
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个苏联笑话。有人问：“等到了共产主义时代还会有警察吗？”另一个人说：“当然不，等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所有人都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了。”
这则笑话的背景，我没有去查证，想来或许是大清洗背景下苏联当局鼓励人们相互监视，相互告密，相互揭发。而真正理解到了这其中笑点的人，我猜恐怕笑的时候也会很辛酸吧。
因为对自由而言，可怕的不仅仅是被行政力量干预，还有为了避免他者介入，而事先由自己主动进行的政治审查、“姿态审视”。这种对尊严的扼杀，对独立的压制，一如有些地方到现在都热衷于搞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又或者像当年高喊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般，哪怕看上去是自主行为，但最终也难免让人陷入“体制化”的泥沼。如果自由，侥幸没被有关部门暗悬的红线绞死，却溺毙于写作者自己的恐惧深渊，那也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这是两年前由广东高校传媒联盟特别报道组所进行的深度报道，感谢@我叫欧阳凯 授权。原文有近一万六千字，故我将其分为三部分陆续推送，前两部分为报道正文，第三部分为记者手记。如果你想直接阅读全文，可以滑到页末直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上图来自于网络。

2014年12月17日于武大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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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媒体异军突围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更多的人真正进入了“人人都拥有麦克风”时代。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到2011年12月，中国的微博用户总数达到了2.495亿，成为微博用户第一大国，其中大学生群体成为微博用户的一大主力军。与此同时，国内各个高校社团组织为扩大自己影响力，纷纷开设微博，成为校园一大潮流，发挥着校内新闻资讯传播和校内活动通知的功能。
与此同时，许多高校草根爆料微博的异军突起，成为在校大学生最受欢迎的校园新闻资讯爆料平台，如暨南大学的“暨南大学暨南人网”、“暨南大学第一饭堂”；广商的“广商微新闻”、“广商爆料”、“广商头条”；中山大学的“中大DIN”、华农的“华农红满堂”、“华农新闻头条”等等均成为该校最为活跃的校园新媒体。
新媒体的作用在当下的新闻报道中毋庸置疑，在它发挥着逐步消解传统媒体低效、温吞的报道模式的作用下，几乎所有媒体都因此开设了新媒体平台，并将之视为不逊于实体媒介的又一公共平台。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些140字的碎片式的叙述里，新媒体让现实以一种更震撼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校园新媒体在这方面发挥的效果则更加显而易见。
从2009年9月6日，中山大学《中大青年》在人人网平台发布了第一篇日志《寻找中大青年》起，到之后的2010年，随着《中大青年》新媒体部的成立、@中大青年 微博通过新浪认证和一系列针对热门事件的直播，短短数月间《中大青年》就成为了校内炙手可热的校园媒体；它在校内的主要竞争者“中大E先”、“中大记者站”等也相继开办微博。放眼整个南粤高校，伴随微博的社会影响力日渐扩大，《暨南青年》、《暨南学生报》、《华南师大报》、《深大青年》、等高校媒体也随之开办了微博和人人网平台。校园网站也凭借其更新快、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受到校内受众群的欢迎和青睐。例如，华师新陶园作为华南师范大学的传媒网络，会员数高达93389人。直至今天，各大校媒的新媒体运作机制日渐成熟，不少校媒都已经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经营微博、人人网这些新媒体平台上。
然而，对于审核层层、把关严密的校园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的诞生是否意味着一种突围？
以中大为例，2010年1月，广州大学城天马城（后改名为gogo新天地）施工方因拖欠民工工资，遭民工示威，民工在工地现场打出“阿凡达真人秀正在上演”等条幅，《中大青年》学生记者率先将新闻图片拍摄上传，转发量达到8500次；在此次事件中，校园媒体几乎发挥了与社会媒体同等的作用，甚至走地更为超前。
2012年9月，“中大E先”将一篇中山大学历史系某老师的涉及对学校评教制度的批评和对历史系学生的不满的日志放上微博，随即引发热议，转发量超过一千，随后E先官方微博一连数天就此事进行挖掘，将网友意见、该老师的申明、校友意见摆上微博促使事态进一步发酵。这种方式惹来不少学生的非议，认为有炒作之嫌，E先主编在采访中则称自己更看重新闻的影响力，因为有影响力才能促使事件被相关机构关注从而得到解决。
所有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自各大高校媒体开设新媒体平台以来，微博凭借直播、快讯发布的优势促使它成为了校园媒体最自由、最便捷、最快速的平台。甚至，对于校媒最敏感的问题新闻审核，在微博时代的今天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一条微博的发出并不需要资金的支持，也不需要经过校园机构的审核，审查机构往往只能发挥事后审查的作用，而此时热点事件大多已经被大规模转发，审查一旦介入，通常又是事态的新一轮扩大，反响反而会更为激烈。
与此同时，校内爆料微博的出现也令大学校园猝不及防，这些微博关注度一般很高，爆料内容多来自主页君的“线人”和广大网民的爆料，例如中山大学的@中大Din、暨南大学的@暨大爆料等。根据《“中大Din”微博大事记》一文称，中大Din最早由一位08级中大学子创立，本来只是一个资源分享平台，后来在各大校区出现了不同的主页君，微博开始走向公共化。而真正令@中大DIN 声名大振的则是2011年的“（中大）连续的校园网故障中，Din反应迅速，吐槽犀利，戏谑有爱，技术分析头头是道”；此后的一年里，@中大Din接连爆料质疑校学生会买粉丝、5D空间摄影比赛赛制问题，这些敏感新闻的曝光让这个微博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备受关注，同年中大Din微博在新浪高校微博中排行高居第四。
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校园媒体已经发挥了对校园的监督作用，这个几乎零成本运行的公共平台让信息的发布摆脱了一部分审查的压力，也让一些本来不能为公众所见的信息被晾晒在众人的目光下。微博是一个将字字句句、片刻人生记录下来的工具，并伴随它特有的、巨大的传播功能，让这些本不受关注的碎片凝聚成一股成型的力量，成为推动改变的巨大动力。
只是，新媒体真的让校媒实现突围了吗？在那条关于历史系某老师的微博发布不久，中大E先的主笔高海波打开因为没电而关机一下午的手机，发现有来自校园某官方机构和一位新闻系老师的未接来电，而舍友则告知他：辅导员刚才来找你了。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他打电话给那位新闻系老师，该老师劈头就告诉他：作为一个媒体平台，E先发布原创新闻不符合这个机构的定义。随后，官方机构要求他们删除微博，E先起先没有同意。接下来，作为惩罚，E先之前申请成功的课室被取消了，甚至他们在校内的一间办公室也没能保住。
采访中，高海波称因为新媒体平台的问题被官方机构约谈已经有四五回了，基本上是因为对学校负面新闻的报道，至于其他类型的原创新闻，学校很少关注亦不会质疑。而约谈过程则一般是请主编过去“喝茶”，必要的时候会让社团的所有人一起去。老师们大多和颜悦色，但立场并不温和，多是通知、告诫而非商量的性质。
即便是主页军至今神秘的@中大Din，也曾在爆料《中大青年》新闻审核问题后，被传因触怒学校而遭到身份审核的待遇，学校一度想查出其幕后团队。至于本来就隶属于中大团委的《中大青年》，两任新媒体部部长皆因先于社会媒体报道社会敏感新闻而被迫离职，而今的《中大青年》在每条微博发布前都必须交由主编审核方能发布，发布效率和新闻时效性皆落后于不少校园草根微博。
高海波在采访中感叹：“体制内的人是没有自由的”，这句惯有的体制式收尾的结论令人不安的同时也难以辩驳。虽然新媒体拉大了校媒和审查之间的距离，但也只是些许和暂时而已。毕竟校园媒体人身处校园中、体制内，即便能够巧妙地绕开事前审查，事后审查也会不期而至；新媒体平台虽然不会被校园审查机构直接干涉（例如学校无法直接删除微博），但它的组织者、管理者依然会得到审查机构相应的“惩罚”，这样的压力并不是一般学生能够长期承受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会对未来有何影响。
校媒不同于社会媒体，它原本就由兴趣和理想成就，这样的成就注定是脆弱的，没有经济上的回报、被各种阻力牵绊，很多人很难只依靠信念一路走到底。
这注定是一场孤独的突围。


《压制》／Etienne Beaudoin-Vles（加拿大）


困局何解？

纵观现在的校媒，在管理制度和审查程序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即学生写稿，老师或领导审核。许多校媒工作者不认同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是“不太合理的”。广东商学院记者团前采编部长陈少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生和老师、领导身份不同，所处立场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必将导致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每一个审核的老师、领导都乐意接受学生写出来的东西呢？未必吧。这就导致了有些稿子被毙或者被改得面目全非。”
有着两年校报经历的广东商学院记者团现任新闻副团长刘同学也直言校报在选题上常受限，一些牵涉到学校、校方认为“影响不好”的选题经常胎死腹中。他坦言，官方校媒在这方面的自主性通常较低，但有些情况下也不乏“讨价还价”的可能，“很多时候，一些选题只要你往引导性的方面去做，跟老师说明做出来的影响和效果，还是有机会的，比如饭堂涨价、搬校区等话题，一开始老师也不赞同做，但后来跟老师说明了用意和方向以及预期的影响，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刘同学同时也指出，校媒不单单有官方的校媒，还有很多学院的、学生自主搞的媒体，他们的自主性比起官方的媒体要大得多，更加开放大胆，内容也十分鲜活。但这些非官方的校媒却又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受众也较少，所以大家一般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官方的宣传报道，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往往不利于校媒的整体发展。
关于校媒该如何突破这种界限，校媒记者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陈少娜认为校园记者首要的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策划、采访、写作、排版、校对等能力，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去要求校媒的主导权由我们把握。“现在还是很多人眼高手低。想法很好，追求很大，但如果真的没人去督促，出品质量就会比较低。所以还得不断提升自己。”陈少娜说道。
在目前这种制度和程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校媒想向前迈进就得从最小处开始，活泼写稿风格，严谨内容佐证，改善版面布局。对于那些官方宣传性的内容，很多学生不愿意看，原因不是内容不好，而是写得不够吸引。学校的很多会议、政策，都跟学生息息相关的，只有把它通过鲜活简明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让读者花更少的时间获取更多的东西。
对于高校媒体的选题和形式，陈少娜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高校校媒当然最好能体现出大学生活泼、探索、有想法的一面。在选题上，应该不局限于本院或本校题材，更不局限于学术题材，像一些社会伦理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在形式上，要摒弃说教式的长篇大论，尽可能活泼与多彩。”
事实上，有新闻就有新闻审查，换言之，新闻审查无处不在，大到校园新闻审查，小到记者自身内心，而校园新闻审查与校外社会媒体的新闻审查并非一样，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校园新闻审查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的利益，而校外新闻审查主要是来自宣传部门的审查，这是对敏感内容的监管，主要是用于维稳目的和维护地方形象等。
他还表示，若没有新闻审查，也必须有相应的新闻法配套监管和比较成熟的新闻行业协会。“否则，没有任何约束的新闻业也不可能承担真正的责任”。
实际上，中国大陆社会整个传媒生存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传媒的言论自由权利虚而不实。而就在今年10月份，福建“表叔厅长”跨省封掉几十万份报纸和疯狂删帖的惊人举措，便再一次佐证了中国媒体记者近乎尴尬的地位。
谈起新闻审查，更多的是恐惧新闻自我审查，在校媒中也无例外。常常学生记者报完题，主编或者指导老师就一票否决，认为“这个新闻是不能上的”或者“这个新闻不适合我们”，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设计学院讲师贺碧霄就认为，新闻的自我审查有时候比外部的新闻审查更可怕，“即使报社并没有强硬要求，这样就无形中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圈子，记者的自我约束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新闻自我审查一直是大陆媒体人心中无法根除的魔障，没有任何一位记者在触碰敏感话题时能够不被此影响。
而在体制下，校媒若要完全脱离新闻审查自然是“天方夜谭”，追访中，苗硕也坦言，如今校媒面临的困境绝不仅仅来自外界的新闻审查压力，校媒自身的不足同样也是其不可忽视的一面。首先，校媒整体的专业素养和技能都有待提升，学生记者需要扩充知识面和思考广度、深度，而这，对于理工科院校来说难以实现。
“没有能做的选题，未能在新闻理想的路上一展身手，所以校媒自身终究没有主动积极提升专业度的主要动力。”这时的校媒自身倘若安于现世，其也终将在这样的恶循环里持续徘徊，找不到出口。
针对综合性大学的校媒，苗硕也给出自己的建议，校媒突破困境的要点首先便在于提升记者的专业程度和知识水平，然而，校媒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提升之后，大环境不改变，也终将无法冲破重围。
实际上，目前国内各高校媒体在新闻审查方面并没有严格的硬性规定，主要是参照公开发行的报纸审查制度进行。韩山师范学院《韩师青年》宣传部老师陈峰表示，校园媒体一般涉及公共安全、伦理、道德观念等的话题时，学校宣传部会要求以正统的、科学的、正确的舆论为导向原则。
他认为，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设限制的新闻体制，中国、美国、欧洲一样，公共的和校园内的也一样，“只是在具体细节上会有差别”。他也不认为，学校在对新闻审查方面的严格把控给校园媒体带来了困境。“相反，这种监管和把控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必要的”。他解释说，校媒的学生记者有一天也要走向社会，而校外的社会才更复杂和严酷，学生有必要在毕业前打预防针。
南方日报评论员杨虎城也表示，无论你是带着手镣还是不带着它跳舞，你都要把它跳好。带着它，也能把他跳好，因为有人已经把它跳好过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月、林凡、陈峰、杨林均为化名，感谢赖润青同学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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